问：对于近些年来的国学热，你怎么看？
韦力：我个人认为，国学并不热。子曰：名不正，言不顺。先要把国学的概念弄清楚。现在所谓的国学热，是在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把蒙学、启蒙读物当作国学，读读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讲讲历史知识和
国学，一国之学，是一个国家区别其他国家的、最独特、有民族性的学术。对中国来说，主要是指传统的正经正史，是经学涵盖下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乾嘉学术等。请问，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有完整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当然，子、集也是国学的一部分，但这两者并不具有代表性。经史子集不仅仅是一种图书的分类，更是一个等级的排列。
其次，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国学热，它是以待来者的事。现在文化、教育、学术都太过实用、功利化了。而国学是与之完全背离的学术体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非功利化的学术研究才会被真正重视。所以我觉得就今日的现状而言，国学热只是一种口号。
当然，国学研究在目前是有的，亦有先知先觉者开始关注了，但还谈不上热。所以，你提到的国学热，我个人认为有很大成分是传媒的拔高、炒作。
问：现在民间兴起藏书热，这对国学研究有帮助吗？
韦力：所谓私家藏书，目前有两类。一类是收藏传统古籍者，这类收藏贴近国学。因为这些典籍文本是国学的基础和组成部分。但这些古籍目前主要是通过拍卖会来流通，其价格不是普通学者能承受得起的，稀见的明版书一部动辄几十万元，宋版书更是高达几百万元。虽然古籍善本价格高昂，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也是国人对先民典籍的一种认可方式。但是，它阻碍了相关学者与这些典籍的密切关联，虽然可以靠公共图书馆的大量珍藏，但就目前的借阅制度而言，还不能达到通行无阻的水准，所以说这也是国学研究的死穴。一类是收藏新文学洋装书者。文化典籍的流传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因为这类图书的价格是大多数的藏家承受得起，投入少，而且书中观念、语言与现代相近，其中的一些人物现在的人也耳熟能详，能引起知识共鸣，故它们占了民间藏书的大部分。不过，这些书的内容主要是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影响，唤醒人性，与传统国学是不相符的。所以，民间的藏书热与国学关系并不大，对国学研究也没有多大帮助。当然，民间兴起藏书热是一件好事，这表明国人从重物质到物质精神并重，有了很大进步，因为书中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内涵。人如果亲近书籍，就不会那样功利、面目可憎。
国学是离不开藏书的，可今天并没有几位这样的藏书家。所以说，今日奢谈国学热，以我之陋见，为时尚早。
问：国学离不开藏书，那请谈谈国学与藏书的关系吧。
韦力：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中，有一种重史料的校勘学。这是由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所致。汉语言以元音发音为主，汉字又多表意，这样造成音同字不同，一笔之差，意义差之千里。因此，典籍中以讹传讹的不少。这样，文本的意义就显现出来，校勘因而成为研究者的必修课。所以，凡是研究国学的大家，几乎无一不是大的藏书家。即使自己不藏书，也必是利用了大量的公藏资料。如司马迁等。
再如，解放初顾颉刚先生到北京来任教，中央特批了一节火车皮，用来拉他的藏书，传为书林佳话。搞文史的人，如离开大量的藏书，不可想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1949年以后，国家实行公有制，不主张私藏。但现在全国800多家公共图书馆，大多数的古籍善本来自过去大藏家的捐赠和售卖。如国家图书馆，就是原北京图书馆，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的绝大多数旧藏以及藏书大家周叔?、傅增湘等前辈的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则有李盛铎木犀轩、方功惠碧琳琅馆旧藏的精品。现在，网络资讯发达了，有些人认为不用到图书馆查看古籍原本了，从网上即可搜索来每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资料，就认为公馆花巨资去收藏和保护这些典籍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其实不然。因为网络上能够看到的各种典籍，是经过工作人员的扫描和录入，也就是说，这些网上的资料毕竟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原典文本，也就是底本，而这个原始底本就是历代藏书家历尽艰辛保存、传承下来的。所以说，不论公藏与私藏，对于原始典籍的保护和整理对国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手段。另外，搞国学研究者都离不开文本的校勘，如上所述，这是中国传统典籍的独特之处，也是研究国学者的入门功夫，而校勘离不开广收异本。传统典籍的点校整理本和网络上面的通行版本不能够看到一个文本的变化过程，亦难窥作者的治学心路历程，故而读整理本或网络通行本，只适合于一般意义上的读书欣赏，如若以此作研究，或引之为据，则难脱“以釜为金”之误，因此国学研究离不开异本比勘，而这种比勘是以大量藏书作为实现的基础的。
今天少有古籍藏书家，而公共图书馆对古籍善本的借阅，有严格的规定，门槛很高，有的只对部分研究者开放，并不对普通人。这对国学研究是一个羁绊，同时，也难让民众与国学传统典籍有肌肤之亲，在这种情况下，称国学研究已热，我认为是一种愿景。
问：请简单介绍一下国学形成及研究的历史。
韦力：简而述之，国学即经学，经学史即国学史。清代经学家段玉裁曾说：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所以经学即儒学，它是西汉中期以来历代封建政府法定的经典。拥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被视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大经大法”，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最基本的文本立论根据。因此，“引经据典”成为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景象。
“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此为六经的最早出处。到汉武帝时，始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设立五经博士，因六经中《乐经》失传，故定为五经之名。汉代又“以孝治天下”，宣传宗法思想，于是将《论语》和《孝经》升格，为七经；到唐代，又在明经科中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而有九经之称；到了宋代，《孟子》升格为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而成之为十三经。
中国的学术史有三大学术顶峰：两汉、两宋、清代。这是国学的主体、正根。这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一直到清末的康有为。
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被毁。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用当时的隶书记录，故称今文经。而焚书时被埋藏起来的经书，到西汉前期相继发现，如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墙壁间发现了经籍。这些用先秦的古文字“篆书”书写的儒家经书，被称为古文经。今古文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分歧。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感天而生的圣人，虽无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故尊孔子为“素王”；而古文家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文献保留和整理大家，是继往开来的儒林祖师。在研究方法上，今文家注重微言大义，所以发展为章句义理之学。而古文家注重对今文本身的疏通和典章制度的阐释，故而发展为名物训诂之学。
董仲舒的经学理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奉天法古”、“春秋大一统”和“改制更化”。这套理论成为后世皇权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的西汉今文经学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符命灾异等思想诠释儒家经典，逐渐成为谶纬之学。章帝建初四年，今古文学派在白虎观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终以今文经学占上风，后章帝命班固将此次争论辑为《白虎通德论》，即后世所称的《白虎通》。东汉初，刘秀利用谶纬之术巩固政权，今文经学占上风有必然性。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以郑玄为代表，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讲求证据。
两汉之后，经学逐步衰落。到了宋代，经学复兴，形成了中国经学史或者说国学史的第二高峰。其对经学的贡献，是将《四书》抬高到与《五经》同等的地位，从此“四书五经”成为流传后世的专用名词，因此宋学是使经学在经历了魏晋隋唐与佛、道两教鼎足而三之后的又一次中兴。其中最著名的儒学大师首推朱熹，他的经学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堪称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至此产生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别。一般而言，汉学重“疏不破注”，而宋学则重变经，且将《四书》几乎凌驾于《五经》之上。在训释经义上，宋学重义理，引为天理、性命之说，并杂佛道之观念来解经，然而宋学不等同于理学，理学只是宋学中二程、朱陆这一派，因为宋学中含有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等，然以理学为宋代经学正宗。但是宋代理学在宋明时期逐步演变为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的“道问学”与陆（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之争。朱熹认为天理是最高层次的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提出了“理”、“性”、“仁”、“天地之心”、“太极”、“道”等理念，在认识论上则将“格物致知”作为“理会”、“践行”的两大内容，提出了“持敬”、“主静”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对经学原典的全新阐释。而陆九渊为心学学派鼻祖，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心”作为根本范畴，这个“心”字来自于禅宗。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人的主观意识视为万物的起点，其常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明代王阳明所创的学说受其影响甚大，王氏提出“经学即心学”，全面否定了汉唐经学及宋儒理学的存在价值，其将天理移植在人心中，认为天理便是人欲，灭人欲才能存天理，将天理与人欲搞成一种两元对立的状态，只有灭人欲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认为“减一分人欲则增一分天理”，将理与欲视为一种“零合”关系。
晚明时期王学末流将心学入于禅学，以“无念为宗”、“悟性为宗”主张静坐敛心、虚寂无欲，社会风行束书不观，空言性命的恶习，名流学士放诞风流，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顾炎武斥之为“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颜元认为其“以空言乱天下”，致使在明清之际，逐步产生了新的学术思潮：一是反对宋明理学，二是复兴汉代经学传统。清学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的第三大高峰，从学术成就而言超迈汉宋，尤其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均是从训诂文字、考证名物典章入手阐释经义，学风趋于朴实，被称之为朴学，其以研究汉代经学为主，故又被称之汉学，其中大师级的人物灿若群星。戴震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师，其继承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这一命题，批判了理学家天理与人欲两极化的对立关系，认为天理应存乎于人欲，不赞成理学家“理欲二元论”的论调。梁任公称戴震为“理学终结者”。
嘉道之间今文经学逐渐复兴，其代表人物是魏源和龚自珍，将“经术”与“经世”相结合，龚自珍是开此风气的代表人物。直到康有为，他借助今文经学作为鼓吹变法的武器，把正统的今文经学引向异端，将今文经学的地位推向顶点，然而他同时也宣告了今文经学的终结。康氏崇奉今文经学，以“经世救国”为目的，他认为《春秋公羊传》包含着深奥的大道理，即所谓微言大义，于是穿凿附会，利用圣人的名义来推动变革，但康氏不是经师，他只是借今文经学来鼓吹自己的政治宣言。虽然康有为的学说名之为今文经学，然其核心实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康氏也自称自己的学说“渗合中西之新理”，所以他的学说实际上是用西学改造今文经学。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包含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抱负。
我认为，古文经学代表了国学的正统。从学术的角度看，今文经学到今天还占着学术观的主体。
问：那么，如何振兴国学呢？
韦力：我认为，振兴国学首先要恢复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当然，并不是要回到古文经学上去。要讲求证据，实事求是，千万不能“六经注我”！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学术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吸收国外的先进的方法，但思想并不一定随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孔孟、老庄的思想，今天仍有用。
弘扬国学很重要，也很有必要。它可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我认为，我们应把国学提高到民族宗教的高度来认识、对待。
当然，对国学，研究是一个层次，文化普及、民众信仰又是一个层次。
问：如何做一个继承古代藏书传统的藏书家？
韦力：传统的藏书家大多是国学研究者。因为藏书是国学研究很重要的手段。如同要穿汉服进行黄帝祭奠一样，对古籍的收藏要有宗教般的信仰和亲近它的本能。所谓藏书，决不是书籍的胡乱堆积。购藏的过程，必然涉及到收藏者的学术观、道统论。不读书的藏书家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而且流传至今的不一定都有用，有很多可称之为印刷垃圾。藏哪些书与不收哪些书，代表了藏家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观。藏书的过程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所以，藏家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学术水准。一个藏书家想有所成就，必须有系统地、广而博地读书，对我国的学术史有较系统的把握。随之，成为一个国学研究者。
藏书要想有所系统和成就，除了读书，别无他途。
问：作为国内私家古籍藏书第一人，近些年你为弘扬国学作了大量默默的工作。能否介绍一下？
韦力：第一人不敢当。至于弘扬国学、传播传统文化倒是做了一些工作，我简单介绍一下，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主要是整理、出版了一些历史上有价值、而今天不为人所重的图书。如刚刚影印出版的《古书题跋丛刊》，一套36本。内容大部分来自我的藏书。另外，承继传统的雕版工艺刻书。现已雕刻出版有宋版《李丞相集》等11种。我们请工匠按照宋版样式来雕刻制版，完全用传统的手工工艺制作的纸张印刷。这样印制的书籍保存时间更久。现在一些打着手工旗号的造纸厂，因为成本高，就掺入了化学纸浆，这些纸的设计寿命只有100年。而我们常说的纸寿千年，即指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出来的纸张。像宋版书，已过千年，依然留存，有的灿然若新。
今天这个社会太过功利，而传统文化是与之背离的。君子何必言利？我觉得，挣钱无可厚非，但人总是要有精神的，要做一些纯粹的事。作为一名藏书家，我也有“贪多务得”之心，但善书有善价，我同样必须努力挣钱，为稻粱谋。
古书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我要求自己达观：我只是传承中的一环。所以，我有责任把得到的书籍进行维护和修缮，让它们延寿。
